這疾病早已顯露其性格

‹Die Krankheit zeigte früh ihren Charakter›

Georg Soldner 於2021年5月13日

針對Michael Esfeld於‹Goetheanum› 18/2021一文：

〈疫苗護照：邁向自由抑或封閉社會之路？〉的讀者投書

‹Impfpass – Ein Weg in die Freiheit oder in die geschlossene Gesellschaft›

 

米夏爾·艾斯菲爾德（Michael Esfeld）為當前熱門議題做出了重要貢獻，即短視而片面的政治決策者如何讓特定的科學立場在公共論述中占據主導地位，從而排除了構成每個民主社會與靈性創造力基礎的多元觀點。我們在醫學科學界也遇到這種狀況：少數人的立場──例如在順勢療法的議題上──越來越不被包容。在靈性思維上，這讓人想起農業單一耕作(Monokultur)並且引起類似的問題，因為活生生的地球越來越抗拒這種類型的危機處理方式。艾斯菲爾德提出的要求的確合理：尊重人的自由及其靈性創造力。然而，他的論述不足之處且依我之見需要重新調整的是：他面對處理生態與醫學的事實領域的方式。我想舉一些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現今事實已表明：過去20年來，能源未轉型的工業國家(如法國、英國、美國)相較於以鉅額財政支出為能源轉型的國家(如德國)，兩者在二氧化碳排放比例下降的幅度相同。」沒錯：過去20年來，德國和法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朝著相同目標下降；而德國由於沿用燃煤發電，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仍然比法國高。但是在2019年，法國有71%的電量來自核電廠。在德國，2018年的核電比例為12%－2003年當時還超過31%。用於發電的可再生能源比例已上升至46%；德國的可再生能源產量大約是法國的四倍。如果我們不只是問結果，而且也詢問過程，就會出現略為不同的圖像，這將對被我們綑綁、往後數千年要處理我們核廢料的世代產生重大影響：這是個經典的、以第三方為代價的「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ät)」例子。艾斯菲爾德認為：在目前的疫苗接種問題上，政治層面「負外部性」、因自身行為不團結一致而造成第三方負擔的論點，將會剝奪自由。他對一種技術官僚的專家統治提出警告：他們告訴人們應該接種什麼疫苗、應該在屋頂上裝置哪種太陽能板等等。他將人放置在自然法的傳統並訴諸羅爾斯(Rawls)的正義理論，賦予人自由、人的尊嚴和信任：相信其負責任的行為在不受專家們嘮叨下，會更妥善應付氣候危機和大流行疫情──相較於煽動恐懼的政治統治，以封鎖措施(lockdown)和設定氣候目標最後達到反效果並且破壞自由。

 

核能的危害被淡化

 

再回到法國：沒有比核電廠更集中、資本更密集的能源供應形式了。對於想讓生活與太陽脫鉤，並且把未來許多世代的作為和他們現在的決定綁在一起的技術官僚菁英統治而言，沒有什麼例子比起核電更令人矚目。太陽能板和風力發電機可以被未來的世代相對容易地「代謝掉」，並且不會造成重大風險如福島或車諾比核災－它們造成了迄今未知最大值的「負外部性」。在上述例子中，艾斯菲爾德的論點觸及德國的能源轉型同時淡化核電的危害，如同美國政府2016－2020的水力壓裂(fracking)、環境破壞和「繼續下去」的石化能源路線，顯示出作者對現實做選擇性的處理，削弱了其指導原則的份量。他對德國和瑞典的新冠疫情死亡率所做的比較也是如此，這是個熱門的話題：「沒有封鎖的瑞典和封鎖的德國，自2020年5月以來兩國的抗疫成果在統計學上並無顯著差異。」詳細了解德國感染人數和死亡統計數據的人都知道，與新冠死亡人口比例為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即捷克共和國)的近距離，對德國的死亡數據有重大影響，在德國的邊境地區如薩克森Sachsens、圖林根Thüringen和巴伐利亞Bayern可以清楚看見這一點。德國的其他鄰國，如瑞士和法國特別是亞爾薩斯省，也有或曾有許多新冠病例。為何在捷克共和國的統計數字如此之高，肯定不是由於有效率的技術官僚政府，而是正好相反。捷克總統米洛什‧澤曼(Milosz Zeman)的酗酒行為，如同他和總理安德烈‧巴比斯(Andrej Babis)－一個政客角色的民粹商人－的利益衝突，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相對而言，挪威的鄰國瑞典，其平均新冠死亡率比德國高出近40%，而瑞典和挪威有很長的相鄰國界。挪威有758人死於新冠病毒，瑞典則有14000人。兩國人口相差2倍，死亡人數相差20倍。鄰國芬蘭有略多於瑞典一半的人口，有914個死亡案例。這就清楚了：需要仔細審視才能得出貼近現實的判斷。此外，瑞典真的「沒有封鎖」嗎？從疫情爆發以來，公共活動受到嚴格限制(音樂會、演講活動)。2021年3月15日的消息是：在瑞典除了葬禮外，公共活動的參與人數上限為8人。當然，瑞典在例如學校方面某些措施做得比德國好，但是我們不能說瑞典沒有受到嚴格的限制──特別是在文化生活領域。

 

就「疫苗護照」這個標題，做為讀者的我會期望艾斯菲爾德把他對自由的訴求聚焦在處理新冠病毒疫苗接種的議題，提出切合事實與倫理的嚴謹問題。只是就此而言我在這篇文章中所見不多。我絕不否認，我們面對的是曾經並正在進行的、大量值得質疑的新冠防護措施，特別是涉及孩童的措施。有時極度孤立安養院居民和重症病患也侵犯了基本人權。但是作者傳遞給人一種印象：新冠疫情等同於流感，並且基本上所有的防疫措施都是由於政治掌權者和順服的科學家恣意而為所致──這是令人無法接受的。防疫措施是必要的，在那些「任憑它去」的地方到處可證其必要性。巴西就是個悲傷的例子。巴西總統波索納洛(Bolsonaro)或許可以拿艾斯菲爾德的立場來自我辯護：「就統計數字來看，對所有(！)70歲以下的人而言，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健康嚴重受損的風險是在日常可接受的風險範圍之內。」

 

這疾病早已露出它的面目

 

我要以南德一位女同仁的報告來反對作者這種說法，她的報告所指涉的絕非都是70歲以上的人：「在...的第三波疫情中，一處特殊需求者之家爆發感染．幾乎所有38位居民和數名工作者患病，至今11位居民死亡，好幾位仍在住院，一些人病況危急。至今仍未釐清為何這個機構的居民尚未接種疫苗。」唐氏症患者組織也正確強調：疫苗接種必須保有自願性，但也強調：一位40歲的唐氏症患者其新冠病毒的罹病風險與80歲成年人相同，意味著對他而言，死於感染的機率其百分比為兩位數。因此應該為他提供疫苗接種的建議，如果可以因此讓他在艾斯菲爾德所說的正常風險下再次和他人共同生活──因為沒有新冠疫苗接種可以完全排除罹患或傳播這疾病。這個例子表明：關於自由和責任必須細緻並仔細地進行論述，也要以奉獻和愛去面對事實，帶著尊重去對待所有受防疫措施和疾病衝擊的人。艾斯菲爾德是對的，當他指出對抗大流行的方式所帶來的巨大且長期的損害時。當他有鑑於盛行的、間接的疫苗接種義務而提出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還有開放社會的問題，他是對的──當他回想起防疫措施所帶來的巨大痛苦。我們必須學習對這些議題仔細審視，一如對大流行本身。但是：當2020年春季新冠病毒襲擊義大利北部時，有150多位醫師死亡，年齡幾乎都低於70歲。沒有人能想到任何類似的經歷。將新冠疫情和駕駛汽車及流感流行的風險做比較時要很小心。這個疾病很早就顯露出它的特殊性格。為了以自由的精神適切地和它相遇，需要從患者照護實務中培養出對必要性的洞察力。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負責任地行事。唯有如此，我們才會被認真看待。(韋萱 翻譯)

 

※版權聲明：本中文版譯自德文原文 https://dasgoetheanum.com/die-krankheit-zeigte-frueh-ihren-charakter/ 由作者授權發表。歡迎轉載與引用，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亦不得修改本文。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版權所有者: 宇宙織錦©Georg Soldner ,(韋萱 譯)這疾病早已顯露其性格 https://cosmosweaving.com/Knowledgec.aspx?i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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